自动驾驶决策系统的核心机制与技术挑战

2025-11-14 02:33: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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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​把自动驾驶汽车想象成一个不断学习并做决定的人,车上的“眼睛”负责看(感知)、“记忆/推理”负责想(预测与决策)、“手脚”负责做(规划与控制),决策系统则处在这个链条的中间位置。它把来自感知(相机、雷达、激光雷达、定位、地图等)的信息和预测模块(对周围行人、车辆未来行为的猜测)整合起来,输出“我下一步要怎么走、以什么速度走、如何避让”等指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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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动驾驶决策系统的核心机制与技术挑战

自动驾驶的决策过程并非单一的行动指令,而是一个多层级的复杂流程。系统首先在行为层确定目标,例如“变道”“左转”或“减速跟车”,随后在轨迹层将该行为转化为一条可执行的路径,最后在控制层由底层控制器执行轨迹跟踪。

这一决策机制必须兼顾多个相互冲突的核心目标:优先确保安全、保障乘坐舒适性、遵守交通法规、提升通行效率,以及在出现问题时具备可追溯性和可解释性。例如,过于保守的行驶策略虽然安全,但可能降低效率;而追求速度的行为则可能带来潜在风险。因此,决策系统本质上是一个在不同目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的过程。

主流技术路径:层级结构、优化方法与规则体系

传统上,自动驾驶决策与规划主要依赖“层级结构 + 优化与采样”的技术路线。系统首先根据当前地图信息和交通状况制定合理的策略,比如在交叉路口是“减速等候左转”还是“加速通过”,确保车辆在复杂环境中安全运行。

在轨迹生成方面,常用策略包括采样类和优化类方法。采样方法通过生成多个候选轨迹,综合评估其碰撞风险、舒适性、路径长度与交通规则等维度,最终选择最优解。尽管这种策略直观且便于实现,但在复杂场景下需要大量计算资源,容易导致计算负担过重。

优化方法则将轨迹建模为一个连续函数,运用拉格朗日优化、iLQR(迭代线性二次调节)和MPC(模型预测控制)等数学工具寻找最小代价路径。其中,MPC因其具备动态约束建模能力、可滚动优化的特性,成为工业界广泛应用的主流技术。它能结合未来预测与实时环境变化,提供更可靠的控制输出。

此外,基于规则的方法也被用于提升决策系统的安全性和可解释性。例如Mobileye提出的RSS(责任敏感安全模型)提供了一套数学化的驾驶规则,能够在特定情境下判断何时应采取防御性操作,从而为系统提供可验证的安全保障,是推动“可证明安全”理念的代表性方案。

在许多实际应用中,系统还会引入“监护层”(supervisory safety layer),该模块并不生成轨迹,而是在主控模块可能发生危险动作时进行干预或修正。近年来,学习型模块与基于规则的安全模块相结合的混合架构逐渐成为主流,即在复杂场景中依靠学习模块灵活决策,而在关键环节保留可验证的物理安全逻辑。

近年来的技术演进趋势

近年来,自动驾驶行业呈现出几个显著的技术演进方向。首先,预测与规划之间的界限正在模糊。传统上,感知负责“感知环境”,预测负责“推测未来”,规划负责“生成路径”;而如今,越来越多的研究尝试将世界建模、多主体行为预测和轨迹生成紧密集成,甚至将规划过程纳入统一的学习框架。

Transformer架构因其在时序建模和多主体交互建模方面的优势被广泛采用。例如MTR(Motion Transformer)和AgentFormer等模型展示了Transformer在处理多主体长序列轨迹预测中的高效表现。它们通过自注意力机制捕捉交通参与者之间的动态交互,从而生成更准确、多模态的未来轨迹。

另一个热门方向是将扩散模型(diffusion model)引入轨迹预测与采样生成领域。扩散模型擅长在复杂概率分布中生成高质量样本,能够更好地表达未来轨迹的不确定性,其生成结果通常比传统的高斯混合模型更具多样性。

此外,BEV(Bird’s Eye View,鸟瞰图)视角的引入正在改变感知与决策的处理方式。通过将原始点云、相机或雷达数据转换为车辆周围的俯视图,系统能够更直观地进行空间建模,为后续轨迹优化与路径规划提供统一的坐标框架。

最后,大模型和多模态融合技术正在成为新的研究前沿。部分企业尝试将多模态神经网络用于整合图像、点云、地图数据和历史轨迹,甚至引入语言模型和世界知识辅助决策。例如Waymo与Google合作研发的EMMA模型,旨在通过大规模多模态建模提升系统整体理解能力,但同时也带来了工程化与计算资源方面的挑战。

上述趋势的共同点在于强调“联合建模”和“不确定性建模”。传统系统中各模块独立优化,导致信息在层间压缩和丢失;而新方法通过端到端或半端到端训练框架,减少信息损耗,并借助概率模型保留和利用环境不确定性,从而提升系统在面对多种可能未来时的稳健性。

安全、可验证性与工程化难点

尽管技术不断进步,自动驾驶决策系统仍面临诸多工程和合规挑战。其中,安全与可验证性尤为关键。基于深度学习的决策模型通常被视为“黑盒”,在稀有或极端场景下可能表现出不可预测的行为。为应对这一问题,系统设计中通常会保留可解释模块,或在学习模块之外添加可证明的安全层,如结合CBF(控制屏障函数)技术,确保系统在任何状态下都能满足安全约束。

近年来,将MPC与CBF结合的技术方案在城市驾驶场景中取得了显著进展。该方法在可计算成本范围内提供可验证的安全保障,是“可证明安全”理念的重要实践。

另一个挑战是实时性与计算资源的限制。扩散模型、大型Transformer和多模态模型在计算和内存消耗方面要求较高,而车载系统在功耗、延迟和散热等方面存在硬性约束。为此,行业通常采取混合部署策略:在边缘设备使用轻量化模块进行快速决策,在云端或离线环境中运行大模型进行策略训练与数据增强。

在处理稀有或高风险场景方面,系统需具备较强的适应能力。解决方案包括通过仿真生成极端场景、利用重要性采样或对抗训练提升模型鲁棒性,以及在关键决策环节引入规则化的安全边界。此外,如何对学习系统进行形式化验证仍是当前研究的难点,需要结合可解释AI、安全验证理论与大量仿真测试。

最后,法规与社会接受度也是自动驾驶落地的重要影响因素。决策系统的行为直接关系到责任认定与伦理问题。例如Mobileye的RSS模型虽然提供了数学化的安全标准,但也引发了法律层面的讨论。因此,越来越多的技术方案强调系统透明度与可追溯性,通过决策日志、黑匣子数据记录、回放机制和系统可解释接口,增强用户信任与监管合规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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